16-17 世纪西方出版业的审查制度
以下是我对 《从莎草纸到互联网:社交媒体 2000 年》 一书的部分摘录，主要是 16-17 世纪英美两国的图书审查制度。在如下摘录中我觉得这句总结是很到位的：
今天，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，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、未经过滤的意见，对此我们习以为常，认为是天经地义。这个自由植根于近 400 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 10 年。
我们熟悉的自由无拘束的舆论环境，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事物，是个来自 17 世纪的产物。这样的自由我们应格外珍惜，毕竟在人类有记录的数千年的历史中，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持续上百年的自由时光。
互联网和图书出版业很像，基本上是如下过程：
- 由一个想方便干活的人发明，意外导致了一个时代变革
- 古登堡发明印刷机
- 蒂姆·伯纳斯·李 开创万维网
- 早期没人管，出现了一些社会事件
- 马丁·路德开始了基督教改革
- 有了对当前社会的批评
- 政府开始管制与审查
- 不断的官民博弈
- 时松时紧的审查制度
- 每过一段时间杀鸡儆猴一次
- 审查制度开始停摆
- 停止预先审查，但是可以事后起诉
大陆正在这个历史周期的中部，处在审查制度比较繁荣的时期。而且很有可能繁盛很久，大概 50 年左右
太阳底下无新鲜事
从中我们可以读到和今日的互联网审查一样的借口，“网络上有太多不适合给大众看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先替公民进行审查后再给你们看”。一些组织则与审查制度沆瀣一气，维护自身的商业利益。而类似的行为从古至今遍地都是，政治层面的要求与商业利益相挂钩，互相依托，互相扶持。
英国的审查
约翰·斯塔布斯的故事表明，在马丁·路德的小册子运动和天主教会初期回应的低效无能后，欧洲的统治者意识到，对攻击当局的印刷品，特别是反响广泛的，必须迅速地予以打击。不过他们觉得，最理想的是不要让事态发展到需要回应的地步。于是他们开始严格控制印刷，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危险的宗教或政治文章的出现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管控印刷只是把它与烘烤面包和织布等其他行业同等看待罢了，因为别的行业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规定。如伊拉斯谟在 1525 年所说：“不是谁都能当面包师，但没有规定禁止任何人靠印刷赚钱。”
16 世纪期间，整个欧洲对印刷品的内容以及印刷商的控制日趋严格。一般采用出版前发放许可证的办法，要求印刷商先把要出版的东西提交给宗教当局或世俗当局批准，也有要求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两者都批准的。
曾试图规定秘密出版为非法，禁止未经批准的书籍出版，并限制进口别处出版的书籍。印刷商被迫加入行会，以便当局监督，非行会成员自行开动的印刷机则遭到没收并销毁
垄断了出版业的“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”的权力越来越大，负责搜寻煽动性的书籍，捣毁未登记的印刷机。公会辩称： “若人人随心所欲，任意出版，出版将沦为散播异端邪说、叛国言论和挑拨离间的手段，而如果只有明理的人才能出版，即可避免此一恶端。”公会的成员支持严格管控媒体环境，因为它保护他们不受来自没有许可证的印刷商的竞争，使他们得以维持价格居高不下。 不过，公会为这种自私的立场辩护说，这样做符合全社会的利益。
在有争议的书的版本说明中印上假名字、假地址，把没获得出版许可的书也说成是得到许可的。私下的印刷照常进行，有时经常转换地方以不致被发现
这类法律规定很容易被钻空子，但有时又十分严酷，实际执行起来时松时紧，随意性很强，却反而加强了法律的有效性。印刷商永远不能肯定是否会招致麻烦，这是防止他们违规的一种威慑手段，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敢以身试法。
国王神秘莫测的最高法院“星室法庭”（Star Chamber）颁布法令，规定出版的书籍不得包含任何“违背基督教信仰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原则的内容，也不得有反对国家或政府，违背自律生活，或良好礼貌，或任何其他需予禁止的性质及题目”。这给了劳德巨大的审查权力。但这项法令标志着审查制度的巅峰时刻。分散的媒体系统很难有效地控制。不久后，出版许可制度即告垮台，英国开始了实现出版自由的历史性实验，这是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，而它的后果至今还激荡不已。
在许可制度下，新闻还是允许印刷出版的，只要不触及国内政治和宗教这类敏感的题目。报告奇迹、灾难、谋杀和怪胎的新闻特别受欢迎。
查理正式要求星室法庭禁止所有的新闻报，宣布说即使是外国的新闻也 “不适于公众了解和讨论”。
今天，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能在网上发表东西，或阅读各种各样互相冲突、未经过滤的意见，对此我们习以为常，认为是天经地义。这个自由植根于近 400 年前社交媒体在英国蓬勃发展的那个成果丰硕的 10 年。
北美的审查
弗吉尼亚更是干脆禁止印刷，直到 18 世纪 30 年代才解禁。1671 年，弗吉尼亚的总督威廉·伯克利（William Berkeley）写道：“我感谢上帝，没有自由学校，没有印刷；我希望这状况能维持几百年，因为知识造成不服管教，导致异端邪说，给世界带来邪教教派。印刷则传播邪说以及对最好的政府的诽谤。上帝助我们远离它们。”
坎贝尔决心提供充分的国际新闻，甚至把一期登不下的报道留到下一期登载。结果造成积压的报道越来越多，最终《波士顿新闻信》的国外消息报道几乎滞后一年之久。坎贝尔认为，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系列不间断的历史性报道，而不是最新的消息。他对发表自己的意见或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不感兴趣。为了不致陷入麻烦，他把《波士顿新闻信》的每一期内容都事先呈报给总督办公室批准。
这些报纸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不愿意冒犯当局，文体平淡乏味，对当地的政治新闻避而不报。1702 年到 1715 年间任马萨诸塞总督的约瑟夫·达德利（Joseph Dudley）非常不得人心，但从波士顿的报纸上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。